作者简介｜PROFILE

王岚，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蔡娜娜，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

摘要：18世纪初，英帝国的扩张除了得益于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率领部队冲锋陷阵，还得益于间接导致鸦片战争的茶叶等不那么显眼的商贸推手。在提姆·巴罗创作的戏剧《联合》中，安妮女王所挑选的茶叶是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的一个重要资本符号。作为英帝国的财富密码，以茶叶为代表的海外资源成为苏格兰改变贫弱历史处境的希望，诱使苏格兰1707年放弃政治独立，积极参与不列颠海外贸易以及与欧洲国家争夺海外殖民地的各项活动。茶叶贸易助力英国工业革命及金融业的崛起，但对于东方国家则是一部血泪史，与英帝国的东方殖民历史交织。巴罗在剧中对茶叶的呈现暗含了有别于英格兰的视角，体现了其独特的民族立场。

关键词：茶叶；东印度公司；鸦片战争；《联合》；苏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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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岚,蔡娜娜.戏剧《联合》中的茶叶与英帝国的扩张[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33(03):94-105+120.

茶叶贸易在英帝国扩张中曾发挥巨大作用。苏格兰戏剧家提姆·巴罗（Tim Barrow）的《联合》（Union， 2014）以1707年苏格兰议会和英格兰议会合并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呈现了在合并谈判过程中，茶商向安妮女王推销茶叶、女王多次品茗并一再坚持让茶商戴上王冠跳喜马拉雅山采茶舞蹈且亲自示范跳舞动作这一戏谑场面。该细节突显了英国对中国西藏地区的兴趣和野心，强调了茶叶的文化和商业价值，肯定了茶叶在英国高雅文化中的显赫地位，同时暗示了苏格兰未作军事抵抗便同意议会合并背后的经济动因——共享英格兰广袤的海外贸易市场。

英帝国的扩张既仰仗其坚船利炮，也受益于其雄厚的工业基础、巧取豪夺的商业模式、老练的殖民地治理方式等。继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因“地理大发现”陆续建立殖民帝国之后，英格兰迅速加入暴力抢占殖民地的行列。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增加和工业革命取得的进展，英国以其老谋深算的统治方式和策略建立和维持了一个长达数百年的帝国，在争夺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展现出时而狰狞、时而仁慈的面目。18世纪至19世纪的茶叶贸易贯穿英帝国重商主义及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体现了其海外贸易的资本积累过程和工业革命后期资本对海外市场的需求，是考察其扩张和维护自身统治利益手段的重要切入口。英国以“惩罚”为名，以便对中国倾销工业商品而开启的鸦片战争是这一时期英帝国野蛮扩张策略的体现。茶叶作为一种全球化商品被深深地打上了帝国烙印，茶叶贸易见证了英帝国拓展自身经济利益的狡诈手段，是近代世界贸易和殖民历史的一个缩影。

英格兰宫廷的饮茶风尚始于1662年。这一年，来自葡萄牙的凯瑟琳公主为查理二世的王室带来了一箱茶叶，以及对于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十分重要的港口孟买。诗人埃德蒙·沃勒（Edmund Waller）称赞茶叶是“一种最美妙的仙草/并为我们指出了通向繁荣的道路”，并以此诗句向王后凯瑟琳祝寿。此后几十年里，英国成为“18世纪欧洲最大的茶叶消费国”，茶税成为英国财政的主要收入，为英国在世界上率先进行工业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撑，是推动英帝国不断扩张的动力之一。茶与“英语、法律、政治制度、体育项目（板球、足球等）和团体组织形式（俱乐部、托拉斯等）”影响着帝国殖民的日常，参与帝国文化形塑。

然而，对茶叶的原产国中国而言，英帝国的茶叶贸易间接导致了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东方国家的茶叶从一种农业文明产物演变为西方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案例，揭示了“繁荣的道路”时常与正义之路背道而驰，茶叶贸易是西方国家为获取高额利润而进行对外殖民扩张的产物。无论是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还是貌合神离的苏格兰，都是英格兰茶叶贸易牟利的工具。帝国扩张的历史与茶叶内在的“民主”精神相悖。时移事易，茶叶与帝国的捆绑并非牢不可破。巴罗在剧中对茶叶的呈现隐藏着有别于英格兰的帝国扩张史观的视角，体现了其独特的民族立场。茶叶“道德”最终助力茶叶冲破帝国垄断，作为和而不同、受普遍尊敬的世界文化商品为文明世界所共享。

一、作为联合诱饵的茶叶

巴罗在戏剧《联合》中将安妮女王对茶的品鉴置于苏英两国联合谈判进程中的关键节点，传达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茶叶成为这场“注定的古老婚事”中两个王国的信物。1603年，英格兰终身未婚的伊丽莎白一世辞世，都铎王朝寿终正寝，来自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成为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开启斯图亚特王朝，使得苏英两国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共戴一君”。然而，虽然詹姆斯一世/六世及数任斯图亚特君主曾多次试图推动两国议会的合并以实现完全合并，但南北贫富差异显著，英格兰方面不想让苏格兰参与其海外殖民和商贸活动，对联合采取抵触态度。1702年，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斯图亚特王朝最后一任君主安妮女王继位。为了使王朝后继有人，她曾努力怀孕17次，但孩子无一幸存，存活时间最长的儿子格洛斯特公爵威廉王子于1700年去世。斯图亚特王朝绝嗣将意味着严峻的继位者选择难题。信奉新教的英格兰政府已于1685年废黜皈依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安妮女王的去世将导致两国“共戴一君”状态的终结。回归独立后的苏格兰如果重新与法国结盟，将使得英格兰再次面对岛内和海峡对岸法国双面夹击的政治和军事窘境。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爆发后，英格兰一改17世纪对英苏合并的“冷淡乃至敌对态度”，转而积极推动联合。

与此同时，苏格兰统治阶层的态度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开始认真考虑联合事宜。茶叶所代表的海外贸易既是英格兰急需团结苏格兰以遏制法国海外扩张的重要诱饵，也是苏格兰摆脱贫困、进行商业扩张的象征。17世纪90年代苏格兰经历了连续数年的自然灾害，农业严重歉收。对苏格兰经济打击较大的是1700年达里恩（Darien）计划的破产。苏格兰剧作家阿利斯泰尔·毕顿（Alistair Beaton）在戏剧《喀里多尼亚》（Caledonia， 2010）中详细展现了该历史事件，谴责英格兰政府对达里恩计划的百般阻挠：如禁止英格兰以及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出资参与该计划，禁止英格兰殖民者与苏格兰达里恩进行贸易以及给予后者任何援助。达里恩计划破产是压垮苏格兰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国民收入蒸发了四分之一，刚成立的苏格兰银行破产。苏格兰人对英格兰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仇恨，但经济上的现实困难使联合成为苏格兰人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选择。

巴罗的《联合》展现的正是这一微妙的历史转折点。茶叶所代表的海外商业利益既是英格兰寻求与苏格兰政治联合、议会合并应对法国的动力，又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给英国带来的丰厚回报。虽然马尔伯勒公爵（John Churchill， the Duke of Marlborough， 1650—1722）在欧洲大陆战场获得了非凡战绩，但“西班牙王位战争后，英国维持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它的商业触角已伸向全世界”。强大的海军为茶叶贸易提供了强大保障，使其逐渐成为英帝国的商业重心。英国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的最大受益者，获得了西班牙在美洲的商业利益；西印度群岛的蔗糖成了英国政府的重要财源。“18世纪，英国的食糖消费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伦敦建立了大约80座炼糖厂”。茶叶消费与食糖消费增长同步，因为英国的茶叶消费一开始便与食糖密不可分。茶叶最初经由印度转运回英国，英国船员从印度人那里习得在茶叶中加糖的习惯，并影响了英国人的饮茶方式。“茶叶与食糖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之紧密，以至于18世纪有人使用食糖的消费量来计算茶叶的总消费量”。这一时期，英国从中国运回400万担左右的茶叶，而法国仅运回35万担茶叶，英国日益成为这一东方财富的垄断者。

以茶叶为代表的海外贸易对于推动苏格兰同意联合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条约》中宣布开放‘通商、航海之自由’的第四条在议会表决中赢得了最具压倒性多数的支持”，苏格兰议会深信茶叶等海外贸易可以拯救这个18世纪初欧洲最贫穷的王国。历史上，苏格兰也进行过建立海外市场的种种尝试，但都失败了。1603年斯图亚特王室南迁之后，英格兰在王室对外政策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由于“没有独立的外交和强大的海军”，17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苏格兰在海外建立的殖民地和贸易公司，或被王室割让给法国，或因欧洲国家的劫掠而破产。王室受英格兰议会左右，多次否决苏格兰成立苏格兰东印度公司的提议。最终，苏格兰不得不牺牲政治独立来换取共享英格兰茶叶等海外贸易的权利。

巴罗在剧中提到了大吉岭和阿萨姆的茶叶。借助这种“时代错误”的手法，剧作家意在突显英格兰海外殖民地的强大吸引力，肯定了联合这一历史选择对苏格兰的经济拉动。历史上，印度大吉岭和阿萨姆直到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才开始尝试种植茶叶，显然这两种茶叶对于《联合》这部剧的背景来说还为时过早。但从长远来看，苏格兰把握住了联合带来的海外贸易机会和工作机会，茶叶等多种海外商品不断涌入苏格兰，“18世纪30年代，苏格兰的经济已走出困境”。历史上，大量苏格兰人曾参与茶叶贸易和推广。在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1784年“开始长期担任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以前，苏格兰人便在公司“内部拥有可观的影响力”，他们通过占据印度大吉岭、盗取中国优质茶种、在广东进行茶叶贸易、在锡兰和非洲种茶以及推广廉价袋泡茶，从茶叶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

尽管如此，巴罗在剧中对苏英联合的正义性进行了掷地有声的抗议。英格兰用区区“2万英镑”买下了这个国家，好像“它是白捡的”。“至于这笔钱究竟是被用来支付公职人员的欠薪，还是如一些人怀疑的那样被用来行贿，似乎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向已担任公职者支付长期拖欠的薪水和直接行贿一样，都是政治收买的有效套路。”英格兰借“茶叶”和“茶叶贸易”来诱惑和收买苏格兰，将原本充满变数的联合决议变成现实，达到了安内攘外的政治目的。“苏格兰自此被纳入了强国重商主义政策下殖民地经济服从并服务于母国经济需求的链条上，与英格兰人平等享有从海外殖民地汲取资源和分享市场的权利。苏格兰殖民扩张事业所处的困境由此得以突破，苏、英在经济上由原来的竞争关系变为互补关系。”

剧中安妮女王钟情于喜马拉雅山采茶舞的细节颇有深意。19世纪末20世纪初，茶叶成为英国控制中国西藏地区的核心商品，以助其达到打开中国西藏地区市场、蚕食中国西南的目的。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藏缅语系的山民是一批与苏格兰部族一样的野蛮人，谈不上高贵，因为他们“都肮脏、好斗、狡诈没有宗教信仰、行为举止有时和孩子一样”，英国人深信经济利诱和武力威胁对付前者同样有效。英国在控制了锡金大吉岭地区之后，开始在这一地区“驻扎军队，从而能够以武力威胁和震慑锡金、不丹、尼泊尔，甚至中国西藏地区”。与此同时，英国往中国西藏地区派出间谍，以获取该地区的社会政治信息。他们注意到“大批运输茶砖（四川边销茶）的商队，发觉茶叶为西藏人民不可缺少的饮料”。19世纪末，英属印度成为世界茶叶主要生产和出口地区，大吉岭茶也在这一时期闻名于世。因此，英国和英属印度坚持打通“从印度到中部或东部西藏、再到四川的贸易路线，认为如果印茶取代川茶入藏，将会有一个巨大市场”。从锡金大吉岭出发“经咱利山隘，进入春丕谷，抵帕里，便登上了西藏高原，这是加尔各答和拉萨之间的最短路线”，英国由此两次入侵中国西藏地区。1904年《拉萨条约》签订后，印度茶叶因免关税等原因价格远低于中国内地茶叶，因而迅速占据当地市场。此次以茶叶贸易为名义的商业市场争夺实则是一场殖民的政治侵略，破坏了中国西藏地区与锡金的藩属关系，中止了清政府对中国西藏地区的统治。

二、作为帝国遗产的茶叶

种植茶树和饮茶的传统被公认起源于中国，经由各种文化、经贸、移民等活动向世界各地传播，深刻影响着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各国来华使臣、僧人、传教士、旅行家等不断将茶叶知识、茶树茶籽等传回国内，促进了饮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经贸活动是茶传播的主要途径，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8世纪、19世纪的中西海上茶叶贸易。中国的海外移民以及后来欧洲的殖民移民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茶的种植和传播。得益于早期在欧洲形成的“中国趣味”和18世纪后期欧洲的经济发展，清代中国大规模出口茶叶至欧洲各国，以英国、荷兰和俄罗斯为主要贸易对象。

饮茶文化和茶叶经济，与1707年的苏英联合共同成为斯图亚特王朝的伟大“遗产”。茶叶于1606年首次运到欧洲，其后的几十年里“绝大部分地区仍将茶叶作为药用品”。英国最早关于茶的记载是1658年一则强调茶的药用价值的广告。饮茶习惯于1662年普及英格兰宫廷后，为人所熟知的是其有益健康的特性，有缓解头痛、消食健胃等种种益处。剧中安妮女王“饮茶，一天数壶”以取代鸦片酊来缓解偏头痛等问题。荆玲玲指出，“18 世纪初，安妮女王统治时期，也大力推动饮茶风俗的普及，她提倡早餐中以茶代酒，而且经常举办茶会”，“英国主妇们竞相效仿，把茶叶放上了餐桌，使得喝茶成为全国性的生活习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有饮茶的嗜好，但唯有在英国，茶从一种药品、奢侈品变成了普通的大众消费品，并促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重塑了近代英国文化。

茶叶与英国工业革命密切相关。一方面，与含酒精的饮料相比，茶的功效更符合新教伦理，同时可以满足工业化时期工人的身心需求。仲伟民指出，茶叶作为一种温和的成瘾消费品在促进英国的“勤勉革命”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温和的刺激性和依赖性既能够让工人应对日益枯燥紧张的工作，又能促使他们为更多的岗位和市场工作。同时，需要煮沸后再饮的茶使得水源性疾病不再威胁聚集在城市的工人的健康。“甘甜、滚热、放松、提神，‘一杯香茶’成为作为工业化核心的劳工的最重要引擎，其重要性或许可以和蒸汽对于机器的重要性相提并论。”

另一方面，茶叶贸易充实了英国国库，巩固了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垄断的最后几年中，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为每年330万镑。从中国来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茶叶贸易对于东印度公司至关重要，“从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上的获利占其商业总利润的90％”。更为重要的是，茶叶作为一种普通消费品并不与英帝国本国工业制造品产生市场竞争。在工业革命期间的英国—印度—中国这个三角贸易中，“英国将印度的鸦片出口到中国，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到本国，英国棉纺织品出口到印度”。由于清朝末期中国仍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阶段，中国国民对英国的工业品基本没有需求。英国想方设法甚至不惜发动罪恶的战争，将鸦片大量贩卖到中国，以弥补购买中国茶叶等所造成的巨大贸易逆差，从而在戕害中国国民身心健康的同时，使东方财富源源不断流入英国。与此同时，茶叶贸易使得位于伦敦的金融信贷体系日渐完备，金银等贵重金属得以留在英国。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汇票结算等方式，利用港脚散商（持有东印度公司许可证的散商）对华销售鸦片的差额从中国购买茶叶，实现了公司在印度的税收余款以茶叶形式运回本国。19世纪以后，欧洲大陆商船“多利用英人的期票汇兑机构，在广州以伦敦汇票结算”，进一步确立了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茶叶是18世纪英国进入消费社会的重要媒介，促进了工业品的消费，加快了工业革命的速度。这一异域产品之所以能在短短两代人的时间里，便成了整个英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大量针对其进行的推广活动密不可分。从上文提到的1658年最早的茶叶广告开始，东印度公司以及各大商行广泛推销，使茶叶成了日后英国步入消费社会的引领者。与此同时，特文宁（Twinings）之类的茶叶专营店大量涌现，以至于“在英国每174人就有一个茶叶经销商”，解决了茶叶的分装和零售问题，反映了茶叶从处方药品向普通食物的转变以及饮茶已经成为一种普及性的消费习惯。特文宁茶叶专营店曾是皇家茶叶特供商，后来经营规模扩大，便在新址的入口处装饰有“两个真人大小留着辫子、身穿鲜艳服装的中国人雕像”，以表明自家所售均为上等茶叶。“18世纪茶叶消费量的剧增导致了同一时期食糖消费量的剧增。”除了制糖之外，茶叶消费还促进了制陶业、造船业等工业的发展。“茶叶成为18世纪英格兰地区最重要的工业化制造行业之一——陶瓷制造——的支柱。”为摆脱对陶瓷茶具进口的依赖，韦奇伍德（Wedgewood）等陶瓷公司通过借鉴中国陶瓷技术，自行生产饮茶器具。“茶叶运输船，不管是早期船只，还是后期船只，都是英国船队中效率最高的帆船”。为了更高效地参与茶叶贸易竞争，将茶叶快速从亚洲运往英国，英国的造船厂不断改进造船技术，制造了早期轮船所望尘莫及的“飞剪船”。“飞剪船的出现则代表了这一时期远洋航运业技术上的一种进步”，体现了这一时期木质帆船在结构、速度和美观方面取得的突破。

饮茶已成为重要的英国传统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跨越不同区域、阶层和性别的英国国民习惯，茶文化塑造了其国民的饮食习惯，成为特定时期其国民的精神支柱。18世纪，日渐繁荣的商业经济和海外贸易加快了饮茶习惯自伦敦向全国的风行。同时，“受圈地运动和‘农业革命’影响，公用土地和灌木变得稀少，茶叶消费取代家酿的啤酒、自产的牛奶和自制的草物饮品”，成为国民日常支出的一部分。早在1744年，饮茶习惯在苏格兰就已非常普遍。英国饮茶文化固然源自贵族或上层社会，但饮茶习惯对于新兴的中产阶级和普通的劳动大众也同样具有文明和教化的意义。无论是中产阶级还是其家中女仆，饮茶均可以传递“清醒、严肃、值得信赖和体面”的价值观，而这是饮用酒精饮料所不具备的。剧中安妮女王在接见苏格兰负责联合谈判事宜的昆斯伯里公爵（Duke of Queensbury）时受其鼓动，连饮两小杯苏格兰威士忌之后，宫内总管便抗议道，“女王不能酒气熏天……要保持头脑清醒”。19世纪30年代，作为体现道德节制观念的“无酒精饮品”（temperance-teas），茶受到“教会人士、宪章派和反谷物法党人”的拥护。最初，饮茶的家居场景突显出这一习惯与性别尤其是女性的联系，因为那时女性还无法出入那些男性聚集的咖啡馆等休闲场所。随着花园式茶馆（Tea Garden）的出现，“男性和女性，成年人和孩子，一起出现在公共场所”，女性的社会空间得以扩大。饮茶使英国国民的早餐变得清淡，“下午茶派对”的兴起则延后了他们吃晚餐的时间。到18世纪末，英国国民家中“茶壶一整天都在炉子上咕嘟咕嘟冒着热气”。19世纪末苏格兰商人托马斯·立顿（Thomas Lipton）对饮茶方式进行了创新，推动了英国茶叶品牌走向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食物短缺的情况下，茶叶依然得到有保障的配给，足以体现饮茶对英国国民的重要性。据记载，“喝不到茶，国民不能跳乡村舞，不能为喷火战机基金筹集资金，不能举行婚礼或者在空袭中保持士气”。

茶叶成为英国国民生活中心的过程与英国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进程高度重合。它重塑了英国国民的饮食习惯，改善了普通劳动者的健康状况，鼓舞国民度过战争期间的危急时刻，成为“顾家、严肃、体面”的英国文化象征。以安妮女王为代表的英国王室和东印度公司促进了英国饮茶文化的形成，推动了茶叶文明的传播和发展。18世纪初，茶叶以其独有的优势和巨大的商业价值改变了英帝国的关注方向，使东方成为帝国扩张的舞台。这一文明产品在成为英帝国伟大遗产的同时，却见证了东方被殖民或半殖民的屈辱历史。

三、茶叶“道德”与民族茶饮

自陆羽起，茶便作为“道”的载体体现了中华文化中“和”的思想。唐代裴汶认为：“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这种“和”便包括公平与正义。作为“那个时代缺少东方身影和声音的世界舞台上难得的东方的代言人”，冈仓天心批判日本追随西方崇尚强权和武力扩张，极力推崇东方茶叶文化，认为“（茶）是一种‘道德结构’，因为它定义了人与宇宙的关系；它还体现了东方民主的精髓，因为它让所有‘信徒’成为品位上的贵族”，是现代社会民主的体现。但在18世纪，茶的故事同时是关于工业化、殖民化和帝国称霸的故事，茶叶贸易及生产处于以东印度公司为主导的、纵横交错的帝国控制之中。“任何凝聚着文明成果的作物都使种植者受它奴役”。18世纪中期以后，东印度公司及其背后的英帝国便以经济、军事以及政治的手段转嫁本国茶叶消费带来的剥削和奴役。虽然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背后的英国政府历史上曾推动了茶叶的普及和推广，但这一时期英国人殷实的生活和巨大工业利润与茶叶原产地地区的凄惨和贫困形成强烈对比，英帝国的茶叶消费让众多东方人民和劳工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英国茶文化是剥削和压榨的产物，有违茶叶内在的“民主”精神。

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体现了英格兰早期海外扩张的国家行为和意志。都铎王朝后期，身处岛国孤立环境中的英格兰贵族和乡绅阶层开始转向商业活动。殖民活动和商业扩张的需求，使英格兰统治阶级十分重视海事发展：国家以政策鼓励建造“在商船上安装大炮临时改造而成的”战舰，这些战舰“战后，仍可以改装为商船”。与此同时，面对有限的国库、无常备军的挑战，伊丽莎白女王“利用流浪人口”拼凑出了一支海军，这支海军在海盗等民间力量的协同下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伊丽莎白统治后期支持私人团体从事海外商业冒险和海盗活动”，东印度公司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并成为统治阶级对外扩张的灵活工具。

考特莱特（David Courtwright）认为瘾品生产及买卖塑造了近代世界，并影响全世界的权力结构。与英帝国利益高度一致的东印度公司主导着18世纪至19世纪远东三角贸易中的茶叶和鸦片贸易，对这两种贸易的垄断随着1858年公司解散而移交给英国政府。马克思认为英国的自由贸易“说到底就是垄断”，从初期小集团的垄断升级成工业革命后新兴资产阶级乃至国家层面的垄断，即国家商业霸权。东印度公司通过践行国家意志，将茶叶生产和鸦片贸易的控制权交还政府，反映了英帝国在亚洲不断稳固的商业霸权。19世纪末，英属印度殖民地已成为世界上重要的茶叶产地，茶叶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回英国；同时，英国“通过发展出周全的鸦片销售及制造的垄断系统”为印度殖民管理和军事行动提供巨额的资金支持。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助推了英国在北美、爱尔兰等地区的殖民扩张。1763年，“七年战争”之后，英帝国取得了对北美的控制，但同时面临高达“35万磅的管理和防卫”支出。“1767年英国政府与东印度公司谈判，允许东印度公司在爱尔兰及美洲销售茶叶。作为回报，东印度公司每年给英国政府上交40万英镑的收入。”1784年，英国颁布《抵代税法》，降低茶叶关税，茶叶因此进口量大增，“茶叶贸易缴纳的税赋占英国政府总收入的6％—7％”。 这部分收入可以满足美国独立后英国加强对包括爱尔兰在内的殖民地控制的需要，其中包括镇压和防范法国支援的爱尔兰起义的军费支出，以及“115万英镑”用于贿赂爱尔兰贵族同意于1800年与英格兰合并的支出。

1773年，东印度公司垄断孟加拉等地区的鸦片贸易权，将鸦片拍卖给散商销往中国。“在19世纪的第一个10年，英国向中国输出983吨白银，而在19世纪40年代，中国反而向英国输出了366吨白银。”这足以说明向中国出口鸦片成为这一时期英国茶叶消费主要支付手段和政府收入来源。以自由贸易为名义的两次鸦片战争实则是一场以殖民为目的的经济掠夺和政治侵略，意在不断扩大在华商业利益。历史上，尽管1857年“英国议会正式将鸦片列入《毒品管理》（修正版）所禁售的‘毒品’名录”，英帝国直到1913年才禁止印度鸦片销往中国。英帝国长达140多年的对华鸦片倾销给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从18世纪起就“开始大量渗透到东印度公司体系之内”的苏格兰人同样是用鸦片换取茶叶的获益者。1832年在广东成立的对华进行巨额鸦片贸易的怡和洋行的创始人便是苏格兰商人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和詹姆斯·马地臣（James Matheson），后者因鸦片贸易利润成为“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强占香港的英方商务代表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和鸦片战争英军侵华总司令懿律（George Elliot）均是代表英国鸦片贸易利益的苏格兰精英。

18世纪以来，英国不但漠视鸦片交换茶叶产生的道德问题，也心安理得地抢占茶树等农业资源并奴役殖民地茶园劳工，以达到对茶叶贸易利润占有的最大化。早在1774年，英国文学家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的质问“为什么继续从中国运茶呢？”便代表了大多数英国人想把茶树这一珍稀植物据为己有的心声。在英国商人只能局限在广东与中国进行贸易时，英国使团便已获得中国赠送的茶树和茶籽，但印度大吉岭和阿萨姆茶树种植真正取得成功却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作为东印度公司派往中国的“商业间谍”，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从头到尾的盗窃性采集行为几乎从未受到当地人的阻挠”。他带回的12838棵成活植株和不计其数的萌芽树种成就了“红茶中的香槟”——大吉岭茶。“茶叶盒上面带笑容、风情万种的采茶工与实际生活中”的劳工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相反，他们身穿从种植园主那里购买的鲜红的旧军用大衣以抵御寒冷。尽管英国议会1833年通过了《解放奴隶法案》，并于1843年在印度废除奴隶制，但低工资和繁重的工作造成劳工死亡率远高于正常水平。1900年，阿萨姆80平方公里的茶园让“几十万印度苦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英国对茶叶利润的榨取给饮茶文化打上了帝国烙印。剧中安妮女王将治国与饮茶作比，强调“加糖”的重要性，实则在暗示英格兰解决苏格兰王位继承问题的出路——海外贸易的经济利诱与边境陈兵的军事威胁。但当茶商被迫佩戴王冠跳起喜马拉雅山采茶舞蹈时，茶叶便成为英格兰乃至英帝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霸权的载体。以茶叶为利刃，英帝国曾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推行军事霸权，给东方人民带来无尽的苦难。在英帝国内部，茶税和茶叶贸易引发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激烈反抗，也间接使苏格兰失去了政治独立。

在英帝国内部，饮茶等习俗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民族身份和阶级身份。彭兆荣指出：“食物作为文化符号不独是其本身的主题，它还是文化语境中的叙事。”饮茶文化形成于国家和地区的特定历史进程之中，与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命运紧密相连。从饮茶发源地来看，中国茶文化起源于民间，是唐代民间茶文化的一种宫廷化。而饮茶文化在英国的传播方向则恰恰相反：茶叶由宫廷蔓延至民间，由奢侈品变成普通消费品。茶税成为英国殖民的象征，触发了美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公开抵制茶饮成为美国民众爱国的表达。波士顿倾茶事件后，“北美人都只在私下里喝茶，但公开场合以喝咖啡自居，以示有别于爱喝茶的英国人”。相比较英式下午茶，苏格兰工人阶级家庭则会对茶水配以“烟熏猪肋条肉、菜园中蔬菜和面粉做的果酱布丁卷”的晚餐茶或“高茶”（high tea）更为熟悉。苏英联合之后，苏格兰低地中部地区的煤炭及铁矿石资源逐渐得到开发，城镇涌入大量矿业或相关产业工人，能够及时补充体力的高茶成为他们的饮食习惯。这种南北饮茶的差异反映了英格兰、苏格兰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同时印证了联合初期苏格兰可能成为英格兰经济附庸的担忧。剧中，安妮女王对威尔士茶商的操纵和摆弄、马尔伯勒公爵对爱尔兰人的轻蔑均体现了剧作家对苏格兰在帝国商业屈居从属地位的忧虑。

英帝国霸权思维与茶叶“道德”天然为敌。虽然饮茶文化在中国、日本和英国均属于社会中规格较高的一种文化，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内涵却大不相同。作为农业发展的文明产物，饮茶文化在东方体现着一种和谐的自然观和社会观。经由经贸和军事的助力，生成于帝国扩张中的英国茶文化则与消费文化和霸权思维同谋，其高雅之中掺杂着诸多压制性元素。不过具有内在“民主”精神的茶叶突破了帝国的霸权桎梏，成就了多样的民族茶饮。

结 语

18世纪，休谟与亚当·斯密虽然认同苏英联合之后苏格兰取得的物质文明和社会进步，但又质疑技术、商业的进步能否让人更快乐。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前，提姆·巴罗创作戏剧《联合》，着力对比英国宫廷的怪诞和爱丁堡小酒馆的温情，既肯定了以茶叶为代表的英格兰海外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又试图以威士忌酒征服女王，让其成为苏格兰民族饮品文化的代表。相比于钟情于品茗的安妮女王，巴罗似乎认为苏英联合过程中的“茶叶”象征着一种赤裸裸的权力结构，诱骗苏格兰放弃政治独立，使其在帝国扩张中变得更有用。巴罗在暗示茶叶贸易对帝国整体价值的同时，又不认可其为代表苏格兰民族的饮品，从保护民族情感的角度出发，企图淡化“苏格兰在英帝国历史上犯下的种种杀戮和种族侵害”的事实，与帝国扩张的主导者英格兰划清界限。茶叶作为18世纪资本扩张的商品，预示了苏格兰民族积极参与英帝国海外贸易的动力，体现了经贸与军事的深度融合，见证了资本积累的残酷历史。当今世界，茶叶已成为资本运作下的全球化商品，以至于“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都在饮茶”。各民族的饮茶文化因其社会及传统习俗而各不相同，茶叶已成为和而不同的、受普遍尊敬的世界文明饮品。

原文《戏剧<联合>中的茶叶与英帝国的扩张》刊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第94-105页）。若下载原文请点击：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BlOUhu2v8Y-RIIreIg3rN0UfBuFc_UoXZGkwJas_DZl8QIQN3sn5JFToc0idUKW6bFD_Z5Bvypml0laJ8rgoXI32yNw8lzEFpelqeXQ2VeQduaFkUnFX1FpjdleKQ6E50CzbOIyiRwVYHJkNPL1m3Oe9ihxw9YaWzTk8tCtBZuVQZ8JSGcsSQ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