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邓九刚是我馆特约研究员、著名作家。1948年出生于呼和浩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生班，曾入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深造，师从著名文学理论家秦兆阳先生，是中国作家协会第六、七届全委委员、万里茶道协作体（中国）副主席、内蒙古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多年来，邓九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开展调研采访、用脚步丈量万里茶道，从社会生活中汲取营养，创作出多部打动人、激励人、启迪人的精品力作；在研究和创作中，心系家乡建设、紧贴时代脉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担起责任使命，借助网络平台传播优秀本土文化，通过社会活动践行历史经验的当代价值，以历史的视野、现实的角度、文化的自信记录乡愁，讲好中国故事。

为更好地宣介馆员、特约研究员在文史研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独特作用，我们对邓九刚进行题为《万里茶道万里情》的采访。

问：您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创作，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电影、电视剧本达四百余万字。您是怎样走上创作之路的？您的一些重要作品有怎样的社会反响？

邓九刚：我就读于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班主任老师是语文老师，很有才华，周边也有一些文化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也喜欢上了文学创作。到了七十年代，正式开始创作，写过一些草原、动物主题的作品，比如小说《弃驼》，主要讲人和驼的情感，也写过以高尔基等外国人物为主题的小说。后来，我接触到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刘映元，他精通于呼和浩特文化历史，受他影响，我开始了以本土文化为主的研究创作。

我捕捉到被誉为“天字第一号”的大商号——大盛魁。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在1964年组织了对大盛魁后代的采访，编成书籍《旅蒙商大盛魁》。我仔细翻阅了这本书，按照书上提供的资料，采访了很多人、组织他们召开研讨会，获得了大量珍贵信息。1987年，我完成中篇小说《驼道》，在北京《十月》杂志上发表。而后，北京电视台的郑晓龙导演召集我与一位山西籍的导演联合创作剧本，写成22集电视连续剧《驼道》。当时，这部剧投资600余万，顺利拍成后，在各大电视台播出，收到了较好的反响。同时，我也在写作长篇小说《大盛魁商号》。这部书标志着我创作历程的重要转向——我开始格外关注万里茶道、国际贸易主题。《大盛魁商号》受到各方认可，荣获“乌兰夫基金民族文化艺术奖”优秀作品奖,在全国各地报刊引出数十篇评论文章，受此部作品的启发和影响，呼和浩特市“大盛魁文化创意园”和“蒙商博物馆”工程于2009年6月正式启动。《大盛魁商号（第二部）》在内地出版后，台湾地区也随之买入版权，印刷出版后，吸引了较多读者。

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另一部重要作品是《茶叶之路》。它于2000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2008年北京新华出版社再版，国内数十家网站连载。迄今，《茶叶之路》已经出版了俄文版、英文版等6个版本。此书出版后，中央电视台与我合作，以茶叶之路为主题，拍成93集纪录片，拍摄地点从福建起始、到莫斯科终止，在国际上收获了比较高的评价。后来，我又创作出长篇小说《走西口》，这本书在全国各地的销量很可观，也有知名导演买入版权、准备拍成电视连续剧。我还根据大青山革命老人的故事，写出小说《山野名人》，它被拍摄成34集电视连续剧《山村大爷》。我参加创作的电视剧《鸣沙湾》，主要讲述了改造沙漠的故事，获得第25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

问：您的作品《茶叶之路》描绘了这条重要商道的历史进程和文化演变，再现了长达两个半世纪的中俄双边贸易场景。请您讲一下本书的创作历程？

邓九刚：关于茶叶之路的书我写过５部：《茶叶之路》《万里茶道与呼伦贝尔》《呼和浩特与“一带一路”》《回望驼城》《复活的茶叶之路》，共计100余万字。我在写作时把它们定位成文化散文，出版社将它们归为经济史学著作。但无论如何，对我来说，创作就是提炼的过程——从众多资料中逐渐提炼出主题。

图为俄文版和英文版《茶叶之路》

采访是收集史料的重要方式。四十几年来，我采访了上千人。在七十年代后期，我以呼和浩特市为中心，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城市的大街小巷，主要采访老驼夫、老商人、老僧侣等。这个过程没那么容易，因为许多人不愿提起过去的伤心事，我三番五次托人介绍、带着烟酒拜访，请他们吃饭喝茶、同他们联络感情，最后才了解到方方面面的故事。我采访的地点很多，在自治区内包括四子王旗、百灵庙、二连浩特等，数次到达山西、湖北、湖南、福建，还有蒙古国、西伯利亚……最初，我没有“茶叶之路”的概念，只想多搜集和驼队有关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到，呼和浩特是驼运的集结点，是一个驼运中心——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物流中心”，按照目前更明确的认知，它是万里茶道上最重要的节点。在过去的200多年间，呼和浩特都是一个承南接北的、商业的、开放的城市，它不仅是国内草原区和中原区沟通的节点，这条通道还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莫斯科，大宗货物都在此集结、出发、周转，这让我大为震撼。

同时，我收集资料不仅依靠采访，还会查阅诸多文献典籍。我时常到内蒙古图书馆借阅资料，也是文史书店的常客——以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专设文史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出版的书籍存放在专门的文史书店中。我对资料的收集也不局限在自治区内，而是乐于到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去搜集有关万里茶道的资料，一些重要史料就是在俄文文献中查找到的。比如，中国茶叶最早进入俄罗斯，是以什么途径进入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历来众说纷纭。最后，我在俄罗斯史籍中查到，它与呼和浩特有直接关系。俄文版《茶叶之路》出版前，俄方出版社对有关内容作了细致核对，审核时间接近一年，结果是史料没有差错，因此，他们对这部书也很认可。

问：“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的创作历程正是这句话的生动印证。您从1982年起自费考察研究，行程6万多公里，足迹遍布国内外9省及多个国家。您能具体讲一下考察的过程吗？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邓九刚：我最初做这件事是为了写小说。我想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想找到实感、找到故事，想亲眼看看驼队的生活环境。人和驼翻越大青山，到四子王旗、达茂旗、二连浩特，再向西行走，到乌拉特后旗、额济纳旗，直到进入现今蒙古国边境……在采访时，老驼夫、领房人对我讲过这条路线，它有多少站、长多少里，都讲得清清楚楚，但这些地方究竟是怎样的？

于是，我决定去这些地方考察，乘汽车、乘火车、骑马、骑骆驼……一直走到边境、走到无法前进为止。记得在达茂旗时，我和引路人骑着马，行近边境，他用马鞭指向远处，对我说，再走20里地，就能看见“粪灰山”。因为驼队经过时，会在那里扎营、做饭、点篝火，年深日久，烧完的骆驼粪、牛粪堆积成山。远远望去，草木茂盛，这是200多年才形成的痕迹。

在四子王旗，我和朋友一同驾车考察。那天快要下雨了，我们在干河槽里行驶，汽车却陷入泥沙，怎么也推不出来。最后，我们请周围挖沙的民工帮忙，才得以顺利离开。汽车刚开动，雨就下起来了；车开到河槽岸上后，洪水“哗”地一下涌过来。草原上的暴雨特别凶险，我想，如果再晚10分钟，我们都会没命。所以，我特别能体会到驼队行走的艰难。

我也在气温零下30度的地方采访过。当时，我穿着厚皮裤和马靴、“全副武装”，但一下长途汽车，冷风马上钻到骨子里。在这种凶险的自然环境里，哪怕生一场小病也会丧命，许多驼夫就这样死在路上。他们死后大多无人安葬，只能陈尸在草原上，在很短的时间里，被野外的动物、爬虫吃得只剩白骨。我想，过去的驼队如此跋涉几千公里，真的十分不易，所以，这些驼夫特别值得佩服。

图为2009年访问俄罗斯

但在考察中也有很多愉悦的时刻，让我对这件事充满兴趣。我在贝加尔湖畔采访过当地的渔民，他是布里亚特人。那天，我的俄文助手不在身边，他和我打手势交流，我们时而说蒙古语，时而说俄语、英语——因为我学过5年俄文，３年英文。他也懂一些中文，所以我们也说汉语。在外采访时，我一般都会揣一瓶二两装的白酒，那天，我把酒递过去后，他特别高兴，把他刚捕到的秋白鲑送给我。因为是周末，湖边有很多人野营，我们就和当地人一起烤鱼、吃饭、聊天，了解到很多事情，而这本身也是一场愉快的经历。

问：去年，作为万里茶道协作体（中国）副主席，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会长，您在中蒙俄万里茶道城市合作会议上作了精彩的演讲。想听您讲解，茶道研究有什么当代价值？茶叶之路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有什么启发？

邓九刚：关于茶道研究的当代价值，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

首先，茶叶之路是历史的存在。茶叶之路以茶叶命名，其实茶叶只是代表，还有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日用百货。比如，向北流动的货物中，茶叶主要采自福建、湖北、湖南、云南、安徽等地，粮食来自河南、江西，布匹和丝织品来自山东、江西、浙江，生烟、陶瓷来自河北、山西，面粉来自陕西，金属器皿和寺庙使用的供佛用品多来自江浙，绸缎、蔗糖产自两广……这些货物被运输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等地，再通过驼运送往蒙古草原、俄罗斯，直至欧洲腹地。而它也是一条双向流动的河流，庞大的物流涌向北方的同时，也有由西伯利亚、喀尔喀蒙古通过归化城、张家口、包头、多伦等城市转销内地的各种商品，包括牲畜、皮毛、药材等，17世纪中叶以后，还有大量产自南西伯利亚乌金斯克的小麦输往中国内地。同时，这条大通道不仅有贸易，还包含国际关系、文化交流等，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走廊。经由茶叶之路，俄罗斯得到产自中国的各种物资，促进其完成对西伯利亚的开发和治理，边贸城市恰克图由小荒村转变为19世纪世界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中国得到来自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的马匹、皮毛、珍贵药材等，丰富了社会生活，充实了军队装备。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交流得到发展，四书五经被译为俄文……可以说，万里茶道见证了近代欧亚版图的政治变迁。

其次，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探寻并延续历史上这种开放的姿态。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所作的《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演讲中指出，万里茶道是联通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2014年9月，中蒙俄三国元首会晤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可以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加强铁路、公路等互联互通建设，推进通关和运输便利化，促进过境运输合作”。昨天与今天血脉相连，历史经验对现实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和载体，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支点，茶叶之路则是一个开放的母本——它承南接北、承东接西，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今天，在研究、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取其精华，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把它提升到更为广阔的高度，在历史的基础上更好地走向未来。

问：“崇文鉴史、咨询国是”，内蒙古自治区的茶叶之路在历史上有重要地位，面对现实机遇，应该如何作为？作为文史馆特约研究员，您有什么建议？

邓九刚：茶叶之路的话题在很多地方都有热烈讨论，包括北京、天津、武汉、湖南、湖北、福建、云南乃至莫斯科等，但它此前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关注度并不高——当然，现在已经在重视。我认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一些人不了解茶叶之路与内蒙古的关联，所以不感兴趣。因为从前有一种说法是，内蒙古和茶叶无关。但事实上，茶叶之路从开启到发展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直接的、最重要的转折点都发生在内蒙古的土地上。比如，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中俄两个国家由战争对抗转为合作贸易，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在书里写到，这一刻，就是茶叶之路开启的时间，而这件事就发生在内蒙古。从这个角度来说，《茶叶之路》解决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因此受到各方尤其是区内读者的认可。

图为邓九刚与席慕容合影

呼和浩特市、内蒙古自治区作了突出的历史贡献，在当下也有重要的现实机遇。“一带一路”、万里茶道、中蒙俄经济走廊，这些都非常有利于自治区的发展。围绕这些机遇，借鉴历史经验，需要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不仅是经济、贸易有关部门，还要有文化、教育等部门的参与，因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对我们而言，有许多可行的、具体的事情。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们举办了很多中蒙俄文化、教育、体育、旅游等主题的活动。比如，2012年，首届“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在二连浩特市召开；2019年，第四届中蒙俄三国旅游部长会议在乌兰察布市召开；2021年，第八届中蒙俄万里茶道城市合作会议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召开……许多俄罗斯和蒙古国的专家学者、企业和协会代表等都通过线上或线下的形式参加会议，并且参会人员的级别越来越高、人数越来越多、推进力度也越来越大。我特别希望能够在呼和浩特市组织举办一场大型会议，因为这个城市体量大、影响大，如果由它牵头，号召力更强，对于带动本地区的旅游业、餐饮业，对于促进各国之间的交流，都有很大益处，会议将收获很好的效果。

问：作为土生土长的呼和浩特人，您始终对家乡建设怀有饱满的热情。近日，您的原创连载视频《我的故乡我的城》以口述形式讲述呼和浩特历史、传播优秀本土文化，您做这件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

邓九刚：今年4月，中国新闻网就连载视频《我的故乡我的城》对我作了采访，那篇采访点击量超过百万，我感到很意外——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对呼和浩特历史感兴趣。呼和浩特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云中城2000余年、盛乐城1500余年、丰州城800余年、归化城440余年、绥远城200余年，但很多人不了解这些信息。这部连载视频的内容，很多都源自我长久以来的搜罗和积累，它们在史书上是偏僻的知识、人们不容易看到。所以，就像我在采访中提到的，作为一个世居呼和浩特的人，我想为家乡做点事，为后辈留个念想。

因为这种对家乡的眷恋，我始终深有体会。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对我而言，是每个人都离不开自己生长的地方。不管你生活在哪里，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没有哪个孩子不是吃着家乡的水、踏着脚下的土地长大的。所以，对于家乡的一切，你的身体早就有了记忆，这是一种深层的、持久的情感，也是驱动我做这件事的原初力量。

同时，我对深入生活开展研究、创作也有特殊的体验。我们号召文艺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要“接地气”、“下沉”，但我始终觉得，我就是“生活中”的人，我就在基层一线。在《我的故乡我的城》连载视频里，我讲了很多小故事，涉及呼和浩特的街巷、菜市场、商旅、小吃……选择这些作为视频内容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就是老百姓、是一个呼和浩特市的老市民，所以我了解也愿意去讲这些“鸡零狗碎”的事。现在，它们被更多的人看到，也有越来越多人喜欢，我还是有些欣慰。

最后，选择用口述的形式作文化传播，是因为对我来说，文化传播要多讲述真实的、便于理解和接受的东西。过去我在大学、社会团体、电视台做过很多讲座，有时，我会倾向于使用学术语言，但现在，我越来越体会到，要更多地使用大家能听得懂的词汇。《我的故乡我的城》连载视频就是一种新的尝试，我开始用浅显的语言讲述历史故事，也确实收到了不错的效果。目前，视频已经连载48期，有很多人关注、点击、转发，他们反馈道，听了口述历史，才真正明白呼和浩特历来就是各民族共有的家园。所以，我觉得自己已经踏踏实实地做了有意义的事。

问：您的连载视频让更多人了解到呼和浩特的民族团结历史，作为本土作家，请您为我们讲讲有关内容？

邓九刚：民族团结对我来说从来都是一件实实在在、特别自然的事。从小到大，我的同学、邻里、发小、亲戚，很多和我不是同一个民族，但我们在相处中没有差异的概念，彼此之间没有界限。就像小时候，我的邻居哥哥是达斡尔族，他的母亲是蒙古族，我们一起长大，他的母亲会和我说家常话，我们没有什么隔阂，相处起来非常自然。

其实呼和浩特就是这样一个民族高度融合的城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很典范的。我查阅过很多历史资料，没有民族冲突的记载，在几十年的采访中也从未听过由于民族问题引发的冲突。几百年来，在呼和浩特形成、变迁的过程中，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产、生活，彼此尊重、互相融合，这种状态又进一步促进城市的发展。比如，走西口的人大部分都是汉族，他们多从山西、河北、陕西等地迁移至此，来到这里后，当地的蒙古族（主要是土默特人）为他们安排土地、住宅，顺义王阿拉坦汉对他们轻徭薄赋。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典型如大盛魁商号，作为呼和浩特专事外贸较早的驼帮商号之一，拥有近2万峰骆驼，还开有钱庄、票号、货栈、绸布庄等，创建人为山西省太谷县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张杰、史大学等，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他们在这里找到了重要的机遇，发展成“集廿二省奇货裕国通商”，商贸业的发达又带动着城市的繁荣——作为大盛魁总号所在地，呼和浩特逐渐成为当时北方最重要的商城之一。在这个过程里，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也日益深化、生活习惯逐渐融合：当土默特人修缮寺庙时，汉族商人会拿出大量银钱支持；在汉族移民的影响下，土默特人开始穿汉族服装、讲汉语、从事商业贸易……这些都存在于呼和浩特历史之中，在今天依然值得挖掘和倡导。

问：“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从您的从业经验出发，您对青年一代有怎样的寄语？

邓九刚：回顾我的经历，于我而言，早年搞文学创作，是爱好，由文学创作引出采访、走访，也是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后来，成了专业作家，就把爱好做成了职业，进一步写得多了、有了一个主题，就像做一项事业似的、拼尽全力。我今年74岁，已经退休十几年，却比以前更忙，因为我接触的事物范围更宽了。但我又很享受这个过程，现在，我时常在茶馆喝茶、在烧麦馆吃饭，去四子王旗的草原上看一看我曾经到过的地方，有朋友陪着我，就像一场旅行，这是很愉快的——包括今天和你聊天也很愉快，一个年轻人愿意听我的故事、了解我的理念。所以，我在晚年把工作变成了生活娱乐。

就像我研究茶路，自己也喜欢喝茶、收集茶。我的房子里有很多茶叶——自己买的、朋友送的，床头柜左右都是茶，每天伴着茶香入睡。我有几个茶室，作为中华茶人联谊会副理事长，每年都要开会，和不同的人喝茶、交流，所有的学术、创作都变成我的游戏。

所以，重要的是喜欢你正在做的事情。当你对一件事有兴趣，才能长久地做下去。如此，你在回望这段经历，把这些讲给别人听时，对方才觉得受益、有趣，而你自己也会愉悦、充满价值感。

结束语

通过和邓九刚老师一席交谈，我们深感，邓九刚老师始终把心、情、思放在人民生活之中，以实践为灵感源泉，以现实为内容题材，精益求精、潜心磨砺，创作出众多思想性、艺术性兼备的文史精品，书写着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始终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结合起来，把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和展现新时代精神融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延续城市记忆、传播历史文化，助力家乡建设、讲述中国故事，在内蒙古的土地上挥洒才干、创新奉献，用心用情用力践行着一位文史馆研究员的责任与担当。

（文稿已由受访人校阅）

来源：文史研究组织处

采访和整理：王梦泽

编辑：王梦泽

审核：王化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