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是茶艺普及的场所。大约在汉晋时期出现了茶摊，到唐朝时，茶馆业已初具规模，据《封氏闻见记》载：“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邹、齐、沧、棣是今天的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京邑是指长安，这些不产茶的北方地区都开了很多茶馆，产茶的南方茶馆的数量一定更加可观了。到了宋代，开始出现了专业的茶馆，有的规模较大，档次高中低档不等，如唐代那样的茶馆也还有，并且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一般来说，宋代的茶馆大都有固定的客源，面向不同的社会阶层。在营业时间和内容上都很灵活，《梦粱录》载：“（汴京及杭州的茶肆）四时卖奇异茶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潘楼街东巷的茶坊，每天早晨五更天就点灯做生意，还有一些专供仕女夜游吃茶的夜茶坊。为了吸引客人，不少茶馆还有说书人讲古论今。

元代的蒙古统治者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较小，对于茶的热爱远不及前朝。元朝茶馆的经营情况在李德载的十首散曲《赠茶肆》中可略见一斑，总的来说还是继承了宋人的风格。

明代茶馆无论是在数量、规模还是经营内容上都比唐宋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杭州府志》记载，嘉靖二十一年三月，有位李姓商人在杭州开了一家茶馆，开张之后，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引得人们竞相仿效，旬月之间，杭州城里新开茶馆50余家。明朝初年，朱元璋诏令停止进贡团茶，使散茶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茶馆经营的主角，而散茶与团茶截然不同的饮用方式使得明代的茶馆比前代更多了一份自由的气氛。散茶没有了团饼茶复杂的烹点过程，人们的注意力渐渐放到了煮茶用水和茶具上面。明朝万历年间，南京有一茶馆，以炭火煮雨水，精具泡银针；明朝末年绍兴有一家茶馆，“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时涤，无秽器”，十分讲究择水、火候与器皿。散茶的流行也推动了茶具的改革，宋元时期的黑瓷茶具渐渐退出，白瓷和紫砂渐成时尚。茶点也很丰富，《金瓶梅》中提到的茶点就有40多种。

清朝是中国茶馆真正的鼎盛时期。清朝北京城里有名的茶馆有30多家，上海有60多家，而太仓的璜泾镇居民数千家，茶馆却多达百家。扬州城的茶馆更多且奢华，《扬州画舫录》说：“吾乡茶肆，甲于天下，多有以此为业者，出金建造茶园，或鬻故家大宅废园为之。楼台亭舍，花木竹石，杯盘匙箸，无不精美。”如：“明月楼茶肆在二道桥南，南岸外为二道沟，中皆淮水，逢潮汐则江水间之。肆中茶取于是，饮者往来不绝，人声喧阗，杂以笼养鸟声，隔席相语，恒以眼为耳。”受此浓郁茶风影响，乾隆帝还在圆明园里开了一家同乐园茶馆。据《清稗类钞》记载，清代茶肆所卖的茶有红茶、绿茶两大类，“红者曰乌龙、曰寿眉、曰红梅；绿者曰雨前、曰明前、曰本山”，但北京的茶馆中所卖茶叶以“香片”居多，饮茶也很随意，可用壶，可用碗，可自备茶叶，八旗官员与贩夫走卒杂坐闲话也不觉得丢了身份。

明清时期的茶馆有清茶馆、书茶馆、野茶馆、茶餐馆等。

清茶馆以卖茶为主，景雅器洁，来此喝茶的人大多是文人雅士。明末的张岱特别喜欢一家清茶馆，还曾取米芾“茶甘露有兄”之句为其题名曰“露兄”。南京城里有一家和尚开的茶舍，摆设高档的宣壶锡瓶，每天只接待几个人，当然来的都是当时的名士公卿。来这样的地方品茶是身份的象征。

书茶馆卖茶之外，兼有艺人说书唱曲，时间久了，茶馆戏园合而为一。最早的戏馆统称“茶园”，是朋友聚会喝茶谈话的地方，看戏不过是附带性质，而且一开始戏馆不卖门票，只收茶钱。

野茶馆此类茶馆多开在郊外道边，简陋随意，来此喝茶的大多数是社会下层人，因其环境自然多野趣，对文人雅士也有吸引力。

茶餐馆清代北京将茶餐馆叫做“二荤铺”，与宋代的分茶酒店类似，除了卖茶，也卖些酒水饭菜，但一般不会卖宴席，虽然茶已经不是这类酒店主要的挣钱渠道，但基本上还有着茶文化简单朴素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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